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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看苏区研究的前景 高情商是什么

发布者:admin
日期:2019-07-08 18:25

从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看苏区研究的前景 高情商是什么

内容摘要:二、苏区研究的重大价值及发展前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苏区研究到底属于“主干”还是“枝叶”研究属于“骨骼”还是“血肉”研究我认为,两者皆是。 显然,苏区研究既属于历史研究,也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说苏区研究既属于历史主干也属于历史支系研究,不妨先从后者的角度看,它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

无论中共党史研究,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区域史研究以及区域社会史研究,都由于苏区研究的成果,而变得空前丰富。 总而言之,中共苏维埃革命和苏区研究,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而且蕴含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大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苏区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改革开放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

  参加本届研讨会,感到特别高兴。

特别是会议安排我作发言,深感荣宠。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借此机会表个态,我们《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定全力支持苏区研究,支持在座各位的研究。

我不是苏区研究方面的专家,是抱着学习态度来的。 翻看了会议论文集,特别感动。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各方面都在宣传、总结,热度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历史学科理所当然也应该对40年来的发展状况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促进历史学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 我想从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状况来谈谈苏区研究的前景。   一、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状况与特征  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发展样态,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是一个整体样态上的变化,甚至有某些形态性的变化。

我们可以借助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三个比喻来形容这种整体性的变化,即历史是一条长河、是一个人体、是一棵大树。   既然是一条长河,就必然有主流与支流;既然是一个人体,就必然有骨骼与血肉;既然是一棵大树,就必然有主干与枝叶。 相对于前30年,40年来历史学的整体样态,表现为历史的支系特别发达、血肉空前丰满、枝叶非常茂盛。

在历史学家笔下,历史的身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血肉丰满,历史之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枝繁叶茂,历史之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支系发达。

这种样态可以说反映在40年来历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像区域史、社会史、环境史、灾害史、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词语史等等的勃兴,乃至历史人类学、华侨史、海洋史、妈祖文化等等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是在与前30年相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自然,在前30年,史学家注重的是对历史主流、骨骼、主干的研究。 所谓主流、骨骼和主干,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也就是历史的性质、形态、结构、阶段性等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

以王亚南先生为例,他就是研究历史的主流、主干、骨骼的。 王亚南先生是对中国历史看得最深刻最透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这种深刻性与透彻性,现在很难有人超越。 重读王先生的论著,今人依然会有震撼感。

王亚南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揭示中国历史的结构;通过揭示结构,探寻历史发展的奥秘。

历史发展的奥秘,隐藏在社会生活的深处。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学的一切进步,都是透过政治形势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所取得的。 王亚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去揭示历史的主干、主流和骨骼。 我们常说的马列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尽管他们的许多观点并不一致,但与王亚南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在做同一件事,即探明中国社会性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在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研究遵循和保持着“五老”及王亚南等人的路径,因而呈现出具有那个时期特点的样态。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样态发生了变化。 变在哪里就在于给历史的主流、主干、骨骼增加丰富性。 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这是最能代表新时期史学发展特点的一个口号,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 文章的直接目的,是希望通过“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来改变史学研究整体上“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 所以,文章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社会史研究的范围。 “内容”这个词,照通常的解释,是指物件里面所包含的东西;照哲学层面的解释,是指事物内在因素的总和。 40年来,史学柜子里面所装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内在的要素乃至散装的货物越来越多,这都可以视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结果。

在这种思想驱动下,历史的内容也就不再贫乏,历史研究的状况也就不再呈现为“骨感”,而是体现为“丰满”。   所以,40年来史学发展支系发达、枝繁叶茂、血肉丰满,对此,总体上应给予充分肯定。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试想,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学家笔下,何曾如此丰富!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学发展传统,但讲到丰富性,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应是最高峰。

  但是,我们不能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

内容过多的结果,是主流、主干、骨骼容易被遮蔽。 在空前繁荣的同时,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对历史结构的揭示、对理论的兴趣,也都在淡化。

特别是对于构成历史内容的“要素”产能过剩般的生产,必然会伴随着碎片化的、形式主义的、玄学化的倾向发生以及理论思维的弱化。

所以,像王亚南先生那样做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以至于我们想阅读一篇王亚南样式的作品,会极感困难。 这种情况反映在理论研究领域,会发现前30年历史理论特别发达,但史学理论研究不够,而后40年恰好相反,史学理论非常发达,历史理论发展薄弱。

历史理论是针对客观历史进行的理论概括,像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都属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是针对史学研究进行的理论概括,例如怎么研究历史、怎么编写历史、史书的体裁体例,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等。 海登·怀特说,他只研究史学家的成果,不问研究的过程。

从文本成果考察,他可以得出结论:历史是文学、艺术,不是科学。 但是,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历史学的科学性,着重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之中。 对上述现象,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总之,目前在史学理论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到对历史理论的追问。

当然,笼统地讲,史学理论包括了历史理论,但作为理论认识,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   总之,对这40年来史学的整体发展,要充分地肯定,但也要看到其中的问题。

问题是伴随着实践而产生的,另有原因,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倡导社会史研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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